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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廉”（蜚廉）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冷僻、甚至几乎被遗忘的词汇。要了解它的意思和来龙去脉最方便的就是查“百度”。一查内容还真不少，主要有两层意思：首先这是一个“人”，是商朝暴君纣王的得力宠臣。飞廉还让他的儿子名叫“恶来”的也一起“助纣为虐”，干了很多坏事。《解蔽》篇曰：“纣蔽于妲己、飞廉”。《魏书》说“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封神演义》评价这对恶父子是“甘心奸佞，簧惑主听，败国亡君”。《辽史》说“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这几乎就是上古时代的“人民公敌”了。
也有说飞廉是蚩尤的左膀右臂，被黄帝打败，飞廉也难逃一死。大概也算“落实政策”或是利用其“一技之长”吧，因为飞廉“善走”，就封他做了一个掌管“风”的神，为天帝出巡开道，负责扫清路上的一切障碍物。虽然也算“神仙俱乐部”中的一员，但实际工作也就是一个“清道夫”。
名字仍叫“飞廉”，但“形象”可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三辅黄图》说：“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集解》郭璞说；“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也有说“身似鹿，头如爵（雀），有角而蛇尾。”最简单的仅四个字：“长毛有翼”。
因为是凭空“创造”，几种说法并不很一致。取较多的“同类项”，就是“雀头”和“有角而蛇尾”，二脚还是四脚不明确。
历史上提到“飞廉”的有屈原和汉武帝等。屈原在《离骚》中描述：“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表明“飞廉”也是一个为“神仙”开道的“小角色”。
汉武帝因为做梦也想见到“神仙”，被一个自称见到过神仙的骗子忽悠，造了一个高四十丈的“飞廉观”，屋顶置“铜飞廉”，因为骗子说“仙人好楼居”又因“飞廉”“能致风气”，而“仙人”都是“乘风御气”而行的，同时“飞廉”也是仙人的“骑乘”。（《淮南子》：“骑飞廉而从敦圄”）所以估计是汉武帝想通过提供“免费机票”和免费“高级宾馆”吃喝，能把神仙吸引过来，屋顶置“铜飞廉”可能是怕神仙走错地方。结果当然是踪影全无。后来被一把火烧光，“铜飞廉”也被熔化铸币，“标准像”就此被毁，“飞廉”到底什么模样就再也说不清了。
只是在近年挖掘的西汉后期洛阳卜千秋的墓室壁画中据称发现了一个疑似的“飞廉”形象。
（图一）卜千秋墓室壁画中的疑似“飞廉”。
从图意并借助古文献来解读，可能是“飞廉”在为墓主“升天”开道，形象与描述部分吻合，显示其与“丧葬文化”的联系。而这种机会也很少，原因可能是百姓对“飞廉”既不熟悉也没什么好感。因为它是由“恶人”而变身的“凶神”。后来好像仍劣性难改，至尧帝时还与凿齿、巴蛇、九婴等一起为害百姓，被后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且墓主“升天”也很少有借助“飞廉”的传统，所以就逐渐被淡出了历史舞台。
贰在年西安唐代“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二件器物上各有一个似禽似兽的动物纹样，文物专家孙机先生将其称为“飞廉”纹。
（图二）鎏金银盒上的所谓“飞廉纹”，笔者认为是西域游牧民族献给武则天的礼物，图案是代表皇权和“神之荣光”的“塞穆鲁”纹。（见拙文《武则天之大银盒？》）（图三）所谓的“飞廉纹”银盘。笔者认为是安禄山献给唐玄宗的银酒盏，图案是吸收了中华“凤凰”之美的“塞穆鲁”纹。（另见拙文《安禄山之贡品？》）
笔者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显然是专家搞错了：1.是形象不符：既非“雀头”亦无“蛇尾”。2.是场景不合：“飞廉”是为逝者“升天”开道的，不可能是皇家的“玩物”或者出现于喜庆宴乐的场合。3.是于理不通：此处出现的意义显然是喜闻乐见的“吉祥物”，而“风神飞廉”与“吉祥物”毫无关系。
这种“动物纹样”实际是古代广泛流行于中亚、西亚的“塞穆鲁”纹（semurv），在粟特或西亚波斯的浮雕、织锦、壁画及金银器等工艺品中经常出现，其地位犹如中国的“龙”，象征帝皇的威权和国势的兴隆。代表“神之荣光”，既是皇权的“守护神”，也是西域崇高的宗教信仰，尊贵无比。献给武则天和唐玄宗是西域游牧民族对中华皇帝表示的无比崇敬之意。如果弄出一个“飞廉”来，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
叁“塞穆鲁”形象随时代、地域和种族的不同也有一些变异，基本是禽与兽、畜的“混合体”。更早可能来源于西域守护财宝的圣兽“格里芬”(Griffon)。
（图四）中亚“阿姆河宝藏”之“格里芬”金手镯，约公元前5—4世纪。
一般有角，有翼、二足和较长的尾部（前述卜千秋墓中的疑似“飞廉”是四足）。头部曾出现过狗、鹿、马、骆驼等不同形象，尾部也有如鱼、蟒蛇、孔雀等的变化。
（图五）古代西亚萨珊出土银胡瓶上的“塞穆鲁”纹，为狗头、有翼双足，约公元5——6世纪。
“何家村窖藏”中出现的“塞穆鲁”纹可能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糅入了中原重要的祥瑞动物朱雀或凤凰的造型。凤凰有“浴火重生”和“不死之鸟”的美称，与西域“拜火教”也容易产生联系，凤凰还有端庄美丽、和谐、吉祥等的美好寓意。孙机先生在《中国圣火》一书中把汉代建章宫屋顶的“铜雀”理解为“飞廉”，则明显是搞错了，这个所谓的“铜雀”《水经注》、《御览》等书都明确说是“铜凤凰”，“一鸣而五谷生，再鸣五谷熟”，这显然是凤凰的“祥瑞之征”，而“飞廉”绝不是“祥瑞”，它一旦发起“疯”来就是横扫一切的“破坏之神”。孙机先生将“飞廉”与“凤凰”搞混，进而又与“塞穆鲁”混淆，可谓一错再错。
“塞穆鲁”犹如中国的“龙”，是尊贵的“吉祥物”，与“王权”联系紧密。
（图六）中亚撒马尔罕宫殿壁画遗迹，约公元七世纪。二人身份高贵，左边著“塞穆鲁”纹袍，相当于中国的“龙袍”，应该是一个国王，右边是大臣。
而“飞廉”不是“吉祥物”，它只是为神仙开道的“清道夫”兼“座驾”，二者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这也是专家搞错的根本原因。
（图七）日本正仓院藏唐·红牙琵琶拨子上的“塞穆鲁”纹（孙机先生称为“飞廉纹”）与“何家村窖藏”的纹样十分相似，也说明此琵琶可能来源于唐皇宫。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在北朝及隋代前后的一些墓葬中也有“塞穆鲁”纹被发现，如隋开皇十三年（年）太原南郊粟特人虞弘墓（图八），以及湾漳大墓和徐显秀墓等（图九、图十）。
（图八）隋虞弘墓（年）中的“塞穆鲁”纹，可能是中亚鱼国比较早期的形象。
（图九）北齐河北湾漳某帝王墓中的“塞穆鲁”纹。（图十）北齐太原徐显秀墓（年）墓门的“塞穆鲁”纹，下面的“左青龙右白虎”被涂改为二足的“塞穆鲁”或“朱雀”，也反映了二种文化的碰撞，说明此墓的设计师是个胡人，可能认为“恶龙”与西方信仰不合而被涂改。
因为“飞廉”究竟什么模样谁也说不清楚，所以与“塞穆鲁”的“形象之争”就可以没完没了，但各自所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要在皇家使用的物品上作为“吉祥物”则“飞廉”绝不可能。首先是其“身世”不堪，“形象”不明，脾气也坏，“职务”又很“卑微”，故“飞廉”从来就不是喜闻乐见的“吉祥物”。
连“飞廉”究竟什么模样？什么功能都搞不清楚，却拿来“指认”“何家村窖藏”中的“神物”，这是不是有点搞笑？
这不是简单的“名称”之争，而是涉及对具体文物的研究、解读，对其身世、来源及其主人的探索和深刻内涵的理解。又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政治交往的具体物证，历史意义巨大。如果称为“飞廉”则不但毫无意义，在道理上也解释不通，也把这段精彩的历史故事埋没掉了。在敦煌洞窟及一些墓室中也发现“塞穆鲁”纹，有的被错呼为“飞廉”，有的被称为“羽翼兽”，似乎都不合适，就像“龙”能翻译为“四脚飞蛇”吗？
有人很喜欢以“古已有之”为标榜，其实盛唐因“丝绸之路”而与西域有广泛的交流互动，作为文物解读也不能脱离这一大的文化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姜一鸣，年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美术设计师、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曾长期在上海大学、吉林艺术学院等任教。近著《虢国夫人游春图》考辩——兼谈“何家村藏宝”一书，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细致的分析，论证《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穿男装官服的第一人为虢国夫人。同时认为“何家村窖藏”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物以及故宫博物院藏的唐·佚名《游骑图》实为唐·韩干的《五王出游图》等等。该书的首创性论点全部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中华文化画报》年3、4、5、6、9、12期中，受到该刊及国家文物局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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